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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29 21: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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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下有泥,心中有情。2022年,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成立了以边境巡控队为主的“红心暖心”雷锋服务队,帮助化解群众矛盾纠纷、为群众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困难,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从帮忙送快递、代购生活用品到赶羊群、修棚圈、锯柴火……派出所的民警们坚守着“事事有回应”的承诺。“谁家有需要,只要打个电话,这群小伙子们就来帮忙”,林场居民唐艳艳说,在她的心里,早就把这些民警们当作自家的孩子。

  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地处大兴安岭的最西端,林地面积约占辖区面积的一半,是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唯一一个林区派出所,这里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35摄氏度,“我们辖区内331国道车流量较大,遇到恶劣天气时,救助警情较多。”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王亮告诉记者,2024年以来,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共接到51起求助,救助被困车辆42辆、人员67人。

  在辖区12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蓬勃的热情证明:雷锋精神依旧璀璨,它正化作马蹄下的春草芽,在祖国北疆生生不息。

  宝格达山林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距离最近的快递驿站也在50多公里之外的五岔沟镇,民警们便利用外出采买或者假期时间,主动当起了“义务快递员”。“我们每次外出,都会打电话给居民们,问问有没有需要捎带的东西,有时候家里缺东西了,居民们也会给我们打电话。”新哈布日说道。

  196三月初,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宝格达山冬意未褪,寒风裹挟着细雪,在宝格达山林场这片苍茫林海中呼啸盘旋,东乌珠穆沁旗公安局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就位于这片林场之中。

  从1262号界碑到1303号界碑,40.86公里的边境线上,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的11名民警守卫着祖国北疆安宁,也在这里镌刻着他们的为民足迹。

  为最大程度释放管边控边治边效能,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以“护边驿站”为载体,积极引导辖区居民,延伸防控最小共治单元的力量,警民携手护边关,真正架起了“连心桥”。“这里生活的居民几乎都是护林员、护边员,边民群众参与到管边护边之中,他们是我们的帮手,更是亲人!”王亮说。

  “唐大娘,您身体怎么样了?您需要的药我们给您带来啦!”“唐大姐,您的快递我们也顺路给取啦!”刚刚外出采买物资归来,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包文财和民警新哈布日就拿着帮忙捎带的药品和快递敲开了宝格达山林场居民唐艳艳的家门。

  立足泸州南翼地区,古蔺、叙永两地检察院合力打造“赤水丹心”公益诉讼办案团队,联合设立“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古叙片区增殖放流点”,以上下一体、左右协同的一体化工作格局,携手保护两地生态环境。为提高群众保护意识,司法机关在赤水河附近村社进行巡回审判,用群众通俗易懂的方式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让法治宣传更有温度、更加深入人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当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路子,遍布银厂村的方竹林,让当地群众实现了美丽环境、美丽经济到美丽生活的转变。

  站在赤水河畔,茅台渡口铁索犹在,河面倒映的已是绿色发展新图景。当法治之光点亮流域治理,当生态红利激活产业潜能,这条见证过历史转折的河流,正激荡出新时代的澎湃潮音。

  “这几年生态环境变好了,赤水河里的鱼又多了起来,水也变清了。”赤水河巡河员骆恩华说,为了管理好河道,乡里不仅对他们进行了普法和专门的培训,还动员大家一起参与巡河,共同保护赤水河。

  赤水河之治,贵在“破界”。三省打破行政壁垒,以立法联动奠定法治基石,以生态补偿平衡利益诉求,以联合执法筑牢保护红线。三省以法治思维凝聚共识,用制度创新理顺权责,构建起全流域“一张图规划、一盘棋治理”的协同格局。

  “在治理前,沿河两岸许多地方没有河堤、垃圾无人管,捕鱼无人管、耕地和农田里施肥残留的磷氮会随雨水流入河道。”镇雄县副县长翟阳春说,治理后,赤水河流域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干流断面水质长期保持Ⅱ类,河里鱼一群又一群,鱼类种群数量从36种增加到43种。

  赤水河之兴,胜在“协同”。当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入纵深阶段,赤水河畔的共治实践,为跨区域生态治理提供了“立法先行、执法联动、补偿跟进”的完整闭环,更以三省同心的担当,诠释了“全国一盘棋”的治理哲学。

  古蔺县法院在茅溪镇设立茅溪人民法庭(旅游环保法庭),组成环资审判专门团队,集中办理泸州市赤水河干流流经区域三个区县17个乡镇内涉环境资源民事案件,提升环境司法的专门化、专业化水平,以法治护航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196202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待。

  赤水河奔腾不息,三省同心绘新篇。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支流,赤水河滋养着云贵川三省的青山绿水与人文经济,更见证着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创新实践。从立法联动的法治破局到生态补偿的机制创新,从联合执法的铁腕护航到产业转型的绿色实践,三省以“共饮一江水,同护生态美”的治理智慧,蹚出了一条流域治理的示范之路。水质跃升、物种归栖、酒香与生态共融的画卷背后,是法治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交响,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

  “快看!那条红尾巴的是胭脂鱼!”向英俊压低嗓门,生怕惊扰了水中的精灵。这位打了近30年鱼的“老把式”,如今成了赤水河的“护鱼人”。他轻抚船舷回忆:“2016年上交渔网那晚,我蹲在码头抽了半宿烟。谁能想到现在每天数鱼比当年捕鱼还欢喜?”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前两天巡河,亲眼瞅见长薄鳅和胭脂鱼,那心情,别提多美了!”

  过赤水源镇,沿河而上驱车10公里,就来到了赤水河发源地银厂村委会长槽村民小组。只见绿荫掩映的滮水岩,三股清泉飞溅而下,汇成小溪缓缓穿过银厂村,这便是赤水河的源头。

  赤水河奔腾千年,三省共治步履铿锵。作为长江经济带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典范,云贵川三省以法治为笔、以生态为卷,在赤水河流域书写了“一河碧水三地护”的生动实践。

  基地负责人刘宗伟正指导村民剪掉橙树重叠枝,让果树营养均衡,他告诉记者:“现在没有外面的人来我们这里钓鱼了,河岸也没有垃圾了,村民们的矛盾纠纷也少了,这些变化都得益于‘一江法庭’跨省司法协作碳汇林基地在我们村里挂牌。”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因流域内多为丹霞地貌,每逢大雨泥沙俱下,河水浑赤而得名,也因红军长征“四渡赤水”而名扬天下。

  作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基因库,赤水河承载着3省4市16县(市、区)流域的发展脉搏。贵州以法治破题,2011年出台全国省级层面第一部针对流域保护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构建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法治框架。

  翁家坪村民小组是银厂村海拔较高的村民小组之一,65户村民家家户户都种植了方竹。小组长吴道全家是种植大户之一,共种植了方竹20亩,2022年吴道全开始在竹林里采笋。

  赤水河之变,成于“共生”。茅台等沿岸企业将生态基因植入产业血脉,以绿色工艺反哺流域治理,实现了“美酒河”与“生态河”的价值共生;沿岸百姓从“靠水吃水”转向“护水富水”,生态旅游、有机农业等绿色产业勃兴,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逻辑。

  仲春的赤水河碧波荡漾,白鹭掠过水面,红唇薄鳅在清流中游弋。55岁的向英俊身着护河工作服,立于执法船上巡护河道。这位曾经的“捕鱼人”如今已成为“护鱼人”,亲历着赤水河从“伤痕累累”到“水清鱼跃”的蜕变。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身,更折射出云贵川三省共护母亲河的生态蜕变。

  “好山好水才能酿出好酒。”可以这样说,没有赤水河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包括茅台在内的沿岸白酒企业的生存。当地人都说,赤水河是他们的母亲河,也是他们的“黄金河”。

  古蔺酱酒园区内汇聚了不少以郎酒为龙头企业的酒企,这些企业往往对法律服务有着迫切需求。走进赤水河畔的古蔺县二郎镇,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酒香,园区内各区域划分合理,功能一应俱全,古蔺县酒业发展法律服务中心就坐落在这里。据工作人员时安泽介绍,该中心由古蔺县委政法委牵头设立,一大亮点是探索打造了“保姆式”法律服务模式,将“企业找法律服务”转变为“法律服务找企业”,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据了解,该中心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达98%。

  从云贵高原到巴蜀大地,这条436.5公里的河流见证着太多这样的变迁:退捕渔民变身“护鱼专家”,农家小院飘出护河山歌,昔日“污水沟”成了城里人争相打卡的“网红河”。

  刘宗伟口中的“一江法庭”跨省司法协作碳汇林基地,是四川省古蔺县检察院、法院与贵州省仁怀市检察院、法院紧扣生物多样性保护、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以赤水河为界,联合建设的跨区域碳汇林基地。该基地将碳汇功能和生态修复目的相结合,为两地法检两院组织开展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生态修复和法治宣传提供场所,是创新环境资源审判执行方式,奋力提升环境司法社会化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

  三省协同的法治力量在此激荡澎湃。贵州仁怀与四川古蔺共同揭牌设立“一江法庭”跨省司法协作碳汇林基地;贵州遵义与四川泸州、云南昭通等地法院共建赤水河全流域环境资源审判跨省域司法协作机制,创新“增殖放流+生态修复”裁判模式。截至2024年6月,三省政法系统近四年办理涉赤水河环境案件1325件,累计放流鱼苗360万余尾,补植复绿超1752.85余亩,司法利剑守护着赤水河流域的绿水青山。

  两年前,吴道全的长子吴长品外出打工时受伤,回家养伤后就留下来帮家里管理竹林。“种植方竹如同‘懒汉种庄稼’,管理起来很简单,每年施过肥后,实在闲不住了,就到竹林修修枝叶,把密度较大细竹伐除,保障通风就行。去年秋季集中挖竹笋卖时,每人每天可挖150余斤,按现在的市场价每斤5元,我和父母每天轻轻松松就收入2000多元。”吴长品对现今的生活很是满意。

  赤水河干流(镇雄段)全长97公里,流域面积1411.5平方公里,涉及20个乡镇(街道)121个行政村(社区),流域人口约72.4万人。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赤水河的治理故事恰是一份生动的履职答卷。它告诉我们:当法治力量与生态愿景同频,当区域协同与发展诉求共振,这条“美酒河”终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注脚。(黄峰)

  近年来,四川充分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携手云南、贵州通过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一系列有效举措,形成保护成本共担、效益资源共享、相互协同监督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治理良好局面;出台《四川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对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加强跨省生态保护补偿、构建协同治理模式等提出具体举措;泸州制定《赤水河泸州段一河一策管理保护方案》,印发《赤水河流域年度工作任务清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赤水河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为了赤水河的水长清、岸常绿,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携手共治,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三省政法系统也积极行动起来,运用法治力量保护赤水河流域。

  “以前村里好多人都不懂法,用完的肥料口袋也乱扔,现在老百姓不再乱排乱扔,还自愿参与环境保护,从污染者变成了守护者,村里的环境也变得整洁了。”刘宗伟说。

  依托该基地,古蔺县司法机关积极探索异地修复、碳汇交易的创新修复举措,结合赤水河流域内易发的耕地占用,水产品非法捕捞,违规倾倒垃圾废渣,违法排放废水、废气、扬尘等多发案件开展巡回审判、增殖放流、法治宣传等活动,大力培育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带头人”,织密赤水河流域保护“保护网”。

  如今的赤水河,Ⅱ类水质达标率100%,消失多年的鳗鲡、胭脂鱼重现碧波,120余种鱼类构筑起立体生态链。在仁怀酱酒产业带,酒企将生产耗水量降至行业最低水平;在赤水市,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突破千万人次。这条流淌着红色基因的河流,正以“法治护航、产业反哺”的创新路径,书写着生态高颜值与经济高质量协同并进的贵州答卷。

  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三省法治(制)报携手推出特别报道,以法治视角解读赤水河“共治密码”,以鲜活案例展现协同发展成果,凝聚流域保护共识,共同书写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新答卷。

  两岸青山,一溪清水。作为赤水河源头第一村的镇雄县银厂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该村总面积为24.5平方公里,辖20个村民组,现有总人口1741户6601人,森林覆盖率77%。从2024年开始,为保护水源地,水源核心区的长槽村民小组109户村民开始搬迁,目前只有十几户还未迁出。

  “种下方竹,三四年就产生经济效益,春笋较少,主要产笋集中在秋季,两年来,每逢中秋节后,银厂村委会都会联系外地老板每天到各村收笋,直到一个半月结束。去年我家光卖笋,收入就有6万余元,今年产笋更多,预计收入可达10万元。”吴道全乐呵呵地说道。

  据村委会副主任宋元会介绍,2018年11月,银厂村在政府部门的扶持下,赤水河沿岸的11个村民组开始种植方竹,既可保护河道,又可为群众增收致富。到2020年底,随着竹笋经济价值凸显出来,全村完成了7800亩方竹种植,实现方竹种植覆盖全村农户。2024年,全村方竹产笋240余吨,经济收入200万余元。

  2020年以来,云南省高度重视赤水河(云南段,即昭通段,包括镇雄段97公里、威信段17.3公里)保护,制定了“十四五”赤水河流域(云南段)保护治理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多次和四川、贵州两省磋商,建立了云贵川三省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并实施《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三省共同发布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省级各部门整合资源,加大对赤水河保护治理投入的支持力度,截至2024年1月,投入保护治理资金44.13亿元。

  从古蔺县茅溪场镇出发,驱车半小时便可到达位于赤水河畔、与茅台镇隔河相望的青龙村罗摊甜橙种植基地,千亩橙树随风摇曳,枝叶间隐藏的花骨朵含苞待放,承载了这片土地乡村振兴的希望。

  作为赤水河的源头,2020年以来,镇雄县全面实施“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厂1座,垃圾转运中心5个,生活垃圾处理设施9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33座,卫生户厕13.7万座,卫生公厕673座;拆除和生态修复小水电站9座,完成11个点位728万吨历史遗留硫磺矿渣整治;关闭矿山73个、煤矿8个,修复赤水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图斑285个,建成生态长廊20.7公里、河道生态防护林带434.54公里,新造人工林4.1万亩。

  站在仁怀市合马镇沙坪村的黄葛树下,护林员罗美指着树上密密麻麻的白鹭窝笑道:“前些年难得见几只,如今上千只白鹭在这安家,春天孵蛋时节,整片林子都是扑棱棱的声响。”她掏出手机展示视频:晨曦中,白鹭群掠过碧波荡漾的河面,翅膀尖儿点起一串水花。“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这位与山林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护林员”,现在成了“生态卫士”。

  站在茅台渡口望去,赤水河像条碧玉带子,串起云贵川三省的青山绿野。这条淌着乡愁的母亲河,正用一河清波讲述着老百姓的生态故事。

  196出台政法机关服务保障“三个年”活动十四条措施,组织市级政法单位汇编法律指引,分系统培育示范点,检察系统“检护民生”、公安系统重点项目“警长制”、司法行政系统“三班法律服务”等,以及县“法润茶乡”、平利县“法务共同体”等协同联动,构建政法机关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工作格局。

  全市政法单位联系服务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深入开展政法干警进园区、进项目、进企业“三进”活动,畅通政法宣传渠道,同题共答企业发展难题,着力解决经营主体急难愁盼。

  积极拓展“321”基层治理模式,建设千里平安法治示范长廊,推广小切口政法改革经验创新做法,畅通12368、12309、12389、12348等政法热线政务热线渠道,为企业提供在线%,社会环境、法治环境、服务环境不断优化。

  “细读最高法工作报告,深切感受到字里行间跳动的法治脉搏。”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张巧良说,最高法工作报告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人民法院践行“严格公正司法”,铸就护航高质量发展的“法治重器”;反垄断司法亮剑破除市场壁垒构建公平竞争新秩序,认定构成垄断的案件31件,同比增长2.1倍,彰显破除垄断的决心;破产审判激活“沉睡资产”,3万件案件盘活7902亿余元资产,让“僵尸企业”涅槃重生,为实体经济注入司法动能;2.6万件涉外案件裁判彰显中国司法智慧,展现中国司法的专业与公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认同。

  查艳认为,过去一年,人民法院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如我在诉”意识,聚焦婚姻家庭、养老育幼、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足审判职能,坚定站稳人民立场,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2024年,全国法院收案4601.8万件,是1984年194万件的23.7倍。”吕红兵说,近年来,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案件总量持续增大,经济社会生活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多,各类矛盾也日趋复杂。人民法院在确保公正与效率前提下依法办理、依限结案,持续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司法供给。

  1963月8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一组组扎实的数据,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书写着公平正义的时代答卷。

  接受采访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一致认为,最高法、最高检工作报告高举伟大旗帜、充满制度自信、彰显法治精神、饱含为民情怀。过去一年,全国法院、全国检察机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恪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治原则,牢记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履职尽责,以严格公正司法促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报告中提到,张某等人非法获取一公司芯片核心技术,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起公诉。这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全国人大代表、金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刚看来,这不仅能让专注研发新材料的企业安心投入研发,不必担心成果被轻易窃取,更有利于营造健康、公平的创新环境。

  “最高法工作报告展现了全国法院过去一年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也为全社会注入了法治信心,让人们对未来司法审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充满期待。”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纽思达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魏青松说,报告中提到的“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最高法通过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出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审结了大量反垄断、侵犯商业秘密、串通投标等案件,为市场主体营造了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让社会各界看到了审判机关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积极作用。

  “严重暴力犯罪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十八台镇黄旗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薛志龙表示,最高检工作报告中严惩严重暴力犯罪的内容令他感触颇深。

  “‘蝇贪蚁腐’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老百姓感受最直接最明显。”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党组成员、于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主任钟敏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让她印象深刻。

  “检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反腐败斗争决策部署,坚决完成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规划任务,工作举措扎实有力,成效有目共睹。”钟敏说,希望检察机关继续积极参与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治理,紧盯金融、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领域腐败犯罪持续发力,对污染政治生态、破坏公平正义、破坏营商环境、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依法严肃处理,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不断贡献检察力量。

  “可以说,人民法院以‘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责任感,持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和便捷的司法服务,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迎新表示。

  “希望检察机关以高质效履职办案的故事为切入点,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既能让老百姓感受到身边的公平正义,也能为面临困境的群众提供依渠道。”卓长立说。

  “比如,人民法院大力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提高了解纷效率、减轻了群众诉累;引导应用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方便群众诉讼;扎实做好‘有信必复’,确保群众的诉求及时得到回应。”查艳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认为,最高法工作报告体现了人民法院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工作要求和价值指向。过去一年,最高法发布治理高额彩礼司法解释、涉养老服务纠纷典型案例,依法规制“职业闭店人”“职业背债人”乱象,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倾力兑现老百姓胜诉权益等。

  “去年,广东珠海驾车冲撞行人案发生后引发社会极大关注,不久后,我就在媒体上看到最高检挂牌督办了该案。检察机关从重从快批捕、起诉极端恶性案件凶手,彰显了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宁的决心,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薛志龙说,检察机关对严重暴力犯罪的依法履职、快速反应,在社会层面形成了强有力的法治震慑效应,能够有效遏制暴力犯罪的滋生与蔓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我完全赞同最高法工作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为民宗旨和改革创新的担当。”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民医院院长查艳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风格平和、文字平实,但展示出的工作不平常、成绩不平凡。”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认为,“两高”坚持以严格公正司法保障民生福祉,让公平正义更加可知可感。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护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2.1万人。

  “司法理念有温度、监督办案有力度、检察服务有深度。”作为一名来自家政服务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阳光大姐集团董事长卓长立心系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过去一年,最高检带头办案,在守护老百姓食品药品安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加强劳动者和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举措更实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也更足了。”

  “这份沉甸甸的报告,以司法数据丈量法治进步,用典型案例标注时代刻度,映照出司法机关更好服务保障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步伐。”张巧良表示。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2024年,检察机关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7万人,起诉2.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37.8%和34.9%。

  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同江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团市委深入富民社区、长安社区开展“青年志愿·普法有我”志愿服务活动。检察院干警刘晓莉围绕什么是飞线充电、露天飞线充电的危害、电动车充电的正确方式以及飞线充电引发火灾需承担的责任四个方面向居民普及飞线充电的安全知识,并通过某小区住户飞线充电引发火灾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效果。活动现场发放了安全充电指南,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

  3月4日,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大兴安岭地区首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服务站在大兴安岭松岭区樟子松康养中心成立!松岭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民政局、法学会、团委、妇联、社会工作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单位,开展“情暖雷锋日·法护夕阳红”活动,通过法治护老、志愿敬老、普法惠老等活动,为老年人送上春日暖意与司法守护。

  3月3日,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检察院青年志愿服务队联合共建单位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南花园社区,以“检民同心·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开展了“民法典小课堂”。小分队聚焦老百姓最为关心关切的法律问题,通过案例讲解与互动问答的形式,向参与此次活动的居民普及与身边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讲解结束后,针对有法律咨询需求的居民,检察干警就赡养纠纷、遗嘱继承等方面问题“一对一”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196一个名字,早已铭刻在时代的记忆中;一种精神,跨越岁月依然熠熠生辉‌。沙涛精神如春风化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检察人,也激励着我们乘风破浪,奋勇前行。今年的3月5日,我们迎来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让我们跟随齐齐哈尔检察干警的讲述,去回望“雷锋式检察干部”沙涛的故事,感受平凡善举背后的磅礴力量。

  3月3日,在“学雷锋纪念日”和“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党员干警来到道里区敬老服务中心,开展“党建引领传真情敬老爱老暖人心”主题活动。为提高老年人群体的反诈防骗意识,营造安全、和谐的养老环境,检察官张强为敬老院老人进行普法宣讲,深入浅出地解析了最近频繁出现的针对老年人的迷惑性骗局,让老人们深刻认识到新型诈骗的行骗手段和“专业”话术。

  春风三月忆雷锋,检察担当润民心。3月5日上午,孙吴县人民检察院干警走进热闹的万和商厦,开展普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检察干警们结合实际案例,针对商场里常见的消费欺诈案例,详细讲解了消费者应如何识别商家的虚假宣传手段,在遭遇消费纠纷时怎样合法有效维权。对于老年人,干警们重点围绕养老诈骗展开,通过讲述“投资养老项目”“购买高价保健品”等身边真实发生的诈骗案件,提醒老人们提高警惕,捂紧自己的“养老钱”。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干警们结合商场内的儿童游乐设施场景,向家长们普及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网络环境下的权益保护等知识。

  由67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牵头,对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启动“中心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协调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等治理资源,在2个工作日内进行集中调解;调解不成功的报乡镇(街道)党委、政府。

  发动全市1819名专职网格员常态化、全覆盖排查矛盾纠纷,通过“陇情E通”手持终端受理、登记,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调解;调解不成功的上报村调委会。

  以全市921个村(社区)调委会为主,利用人熟地熟优势,在2个工作日内进行耐心劝解,切断纠纷源头;调解不成功的上报乡镇综治中心。

  196甘肃省张掖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把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作为深化主动创稳的关键举措,探索推行“四级七天”调解法,全力压实调解责任、优化调解流程、提升调解质效,推动矛盾纠纷分级调处、限时办结、高效化解。

  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全面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主体责任,发挥统筹调度作用,组建工作专班,综合研判、分类施策,在2个工作日内进行集中调处化解。

  经过以上四个层级,98%的矛盾纠纷在7个工作日内就可得到有效化解,“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从理想走进现实。

  据了解,张掖市矛盾纠纷化解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8%以上,刑事案件发案数、治安案件受理数连续3年实现“双下降”,平安甘肃暨主动创稳成效考核连续6年“优秀”;“四级七天”调解法先后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工作法先进典型。

  1969月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2021年“人民法院大讲堂”第七场专题辅导报告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为全国法院干警作专题辅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

  干警们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讲解生动,对于更加深刻理解和更好践行习法治思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今后要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始终坚持用习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做到学思悟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成效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贺荣、陶凯元、马世忠、刘海泉、杨万明、沈亮、刘贵祥出席报告会。党组成员、副院长贺小荣主持报告会。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及部分干警,地方三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干警分别在主会场和各地法院分会场参加学习。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哲学前沿问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显明在辅导报告中围绕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这一主题,结合大量事例案例,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习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讲述。

  据统计,对一些存在较大争议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带头,以公开听证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通过持续努力,检察机关信访形势明显好转,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92.7万件,同比下降4.3%;重复访比例27.3%,同比减少3.1个百分点。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9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冯梦迪:公开听证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最高检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各地检察机关正在按规定开展这项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还会有哪些新探索?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目前,最高检要求检察机关要坚持“应听尽听”,将听证工作覆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保证听证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努力提升检察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清华大学法学院202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莫野:针对目前日益频发的家庭暴力问题,检察机关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遏制这一现象,切实保护家庭关系中的弱势方?

  随着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公正的预期和要求越来越高,以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司法机关的工作目标。检察公开听证让当事人“说话”,让各界人士参与,大大提升司法办案的公开度、公正度,着力化解纠纷矛盾,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没完没了抓“一号检察建议”的同时,最高检通过办案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并推动这两项制度“入法”。

  2020年12月,作为未成年人领域“两法”之一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行21年来首次大修,明确强调人民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检察权,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进行监督。

  2020年1月,张军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要完善与金融机构、行业监管部门协同配合机制,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手段综合施策,把依法办案、追赃挽损、维护稳定结合起来,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清华大学公诉人班硕士研究生、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强:为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最高检最近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对一些涉诉企业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未来还有哪些探索,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大局作出更大的贡献?

  习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2021年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要求,检察听证要实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覆盖,各级检察院、各业务条线都应结合办案实际,做到“应听证尽听证”,倒逼检察监督办案能力提升。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张军:刘强作为“检察官同学”提到的单位犯罪、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等问题很重要,最高检正在一些地方开展企业合规检察制度试点,对企业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建立起依法从宽的规范制度,并与专家学者、律师等共同审慎地向前推进。我们计划试点结束之后再继续扩大规范适用范围。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线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2020年12月,最高检下发通知,决定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稳步全面推开。这标志着全国检察机关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将由分散办理平稳过渡到统一集中办理,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充分、更全面、更科学的司法保护。

  习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陈国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18个全国试点城市的适用率是50%。该制度全面实施之后,各地适用的比例确实不太一样。有的地方适用率60%、70%,如重庆,有的地方百分之十几,最开始的时候差别确实很大。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清华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赵禹涵:您刚才提到,司法制度应充分回应社会需求。请问司法机关如何在“蛋壳公寓”事件、“O2O平台爆雷”这样涉及金融且波及范围广的事件中发挥作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充分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

  在各级检察机关的努力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年来检察环节适用率稳定在80%以上。2020年,全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接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6个百分点。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清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学硕士研究生岳东冉: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落实德治的制度有哪些?未来如何继续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工作?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196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196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讲座最后,景汉朝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正确的理论引领,理论界与实务部门要共同努力,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196近年来,在北京市海淀区活跃着一支以女民警为主体的社会志愿团队——海淀巾帼反诈先锋队。这支队伍2023年4月成立之初仅有分局20余名民警参与,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民警、女辅警和社会力量加入,目前已有60余名民警、辅警和10余名社会力量参加。海淀巾帼反诈先锋队目前已有60余名民警、辅警和10余名社会力量。图源:北京公安自成立以来,先锋队走进社区、高校、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宣传活动,队员们用女性特有的温情,在反诈战场上绽放出独特的“她力量”。队员们虽然性格不同,或飒爽果决、或细腻敏锐,且分别来自刑侦、治安、派出所等不同警种,但她们怀揣着为反诈工作贡献力量的初心汇聚在一起,用智慧编织起一张守护群众钱袋子的“防护网”。智破骗局的“读心专家”“我们先锋队成立时的初衷,就是要打破反诈宣传的单兵作战模式,将反诈火种播撒进社区、校园、企业,让每一位群众都成为反诈宣传的一分子。”海淀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巾帼反诈先锋队队长邹红说。作为队长,邹红敏锐把握社会热点和新技术,定期组织团队探讨如何将反诈知识与热点结合,让反诈宣传更有效;她定期总结经验,每周组织培训会,深入复盘典型案例,细致剖析作案手法,研究应对策略,提升反诈先锋队整体业务能力。初入团队的成员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很快便成长为反诈宣传领域的行家里手。海淀巾帼反诈先锋队队长邹红正在进行反诈宣传。图源:北京公安遇到的案件多,接触的事主多,邹红对案件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力,常常能准确捕捉事主的心态变化。2024年9月,邹红在工作中发现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预警信息存在异常,虽然事主自称没有遇到投资类电信诈骗,然而,邹红敏锐地察觉出事主的陈述疑点重重,于是她立刻联系事主见面。通过与事主反复沟通,事主终于承认自己是受到冒充警察的骗子威胁。对方称事主涉及一起刑事案件且正在侦查中,如果向他人透露相关情况,将立即将其“抓捕”。所以事主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有所隐瞒,只说自己是在投资理财。好在邹红及时识破骗局并成功劝醒事主,避免经济损失350余万元。劝阻成功后,邹红立刻以此为例,向团队成员讲解如何从中发现异常,提升团队成员对案情的辨识力。反诈宣传的“创意之星”海淀反诈中心民警许涵、辅警马新莹是海淀巾帼反诈先锋队的成员。她们擅长用新想法、新创意为反诈宣传助力,将反诈的警示之声传至千家万户。前不久,邹红带领许涵、马新莹联合区妇联策划推出了原创反诈小品《天上掉馅饼》。小品用幽默诙谐的表演方式解析了老年人投资黄金、大学生参与刷单返利等多种诈骗套路,并用一段朗朗上口的快板唱出了反诈“小妙招”。先锋队队员们带着节目走进社区,不仅给社区的老人们带去了欢声笑语,还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了反诈知识。“小品有趣又有用,这比儿女唠叨都管用!”社区张阿姨在看完节目后说道。除此之外,许涵、马新莹和同事们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活动:设计妙趣横生的反诈知识问答,在一问一答间,让反诈知识悄然扎根群众心间;推出构思精巧的反诈谜语,以猜谜的形式,为反诈宣传增添趣味;还有独具匠心的“全民反诈‘海’有我”印章打卡活动,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留下专属印记。通过这些创新举措,让反诈宣传不再枯燥乏味,成功走进了群众生活。同时,她们还致力于制作高质量的反诈海报和短视频。针对大、中、小学生群体易发生的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诈骗,马新莹制作的创意短视频《暑期防诈指南:反诈知识知多少》,在2024年全局刑侦系统首届短视频创意大赛中荣获三等奖,以新颖的视角和实用的内容赢得了广泛好评。海淀巾帼反诈先锋队民警进校园进行反诈宣传。图源:北京公安先锋队中还有很多来自一线派出所的女警,中关村派出所民警孙榕秀、马连洼派出所民警冯锦超、甘家口派出所民警张舒就是其中的“反诈尖兵”。结合各自辖区特点,她们聚焦科技园区、社区、高校等反诈领域,共同总结出反诈宣传的“三宝”:第一法宝“物防巧思”,制作反诈海报和日历等多样宣传产品,将反诈知识融入日常使用的小电扇、充电器、购物袋等生活物品;第二法宝“人防联动”,与辖区学校、企业和社区建立紧密的协同作战机制,一旦遇到深陷骗局、难以劝醒的事主时,便迅速联系各方人员接力迎战;第三法宝“心防屏障”,通过进学校、入企业、下社区等宣传活动,讲述真实被骗案例,传授实用防骗技巧,时刻提醒群众保持清醒,筑牢心理防线。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1963月10日是女法官国际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一面面锦旗,讲述了一群以法律为剑、以温情为盾的女法官群体。当偏执型人格患者王某因不会书写诉状在立案大厅焦虑时,干警张晶晶敏锐地捕捉到特殊群体的需求,从耐心沟通到全程指导,将冰冷的法律程序转化为有温度的服务;为核实交通事故赔偿案中的户籍信息,申会英法官跨越多地派出所还原事实真相;康婷婷法官九赴银行查证百万遗产流向,用半人高的流水单据击破谎言……女法官们用专业与温度书写司法为民的答卷,在每一起案件中诠释着新时代女性司法者的担当。东城区人民法院女法官们获得的锦旗。受访者供图专业匠心:在真相迷局中抽丝剥茧“真没想到这笔钱还能回来!”2024年4月,刘某颤抖着接过18万元执行款转账凭证,并为法官黄琼蕙送来锦旗。2021年,北京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因多起劳动争议案件被申请强制执行,刘某作为申请执行人之一,面对的却是一家“人去楼空”、名下无财产的公司。承办法官黄琼蕙在案件终结后持续四年的“较真”,让这场看似无望的维权迎来曙光。法官黄琼蕙(左一)正在审理案件。受访者供图新京报记者了解到,黄琼蕙受理了涉该公司的系列劳动争议案,累计执行标的超100万元。经查,该公司当时已停止经营,且无财产可供执行,在穷尽各种查询查找手段后,案件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但黄琼蕙从未放弃过对该案线索的查找。她将申请人联系方式记在通讯录,排查涉案公司财产线年,一条模糊线索浮出水面——有申请人提及被执行人在外省有若干诉讼案件正在进行,但仅有零碎案号信息。黄琼蕙毫不犹豫,开始了跨省“大海捞针”,向湖南等地法院的立案庭、执行局进行线索核查,对核明有生效文书且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发出多份协助执行通知书。2024年4月,协助事项终于等来回复,案款陆续到账。这起原本申请执行人已经不抱希望,甚至不再向法院问询的案件,终于彻底迎来转机。随着最后一笔款项划入法院账户,黄琼蕙连夜制定分配方案,逐一通知早已散落各地的申请人。司法公正建立在对事实的极致追寻之上。为核实交通事故赔偿案中的户籍信息,法官申会英也曾跨越多地派出所还原事实真相。当事人为申会英审判团队送来感谢锦旗。受访者供图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原告因其本人及兄弟姐妹户口早年均从原户籍地迁出,且在迁移过程中他们的名字曾有过更改,导致保险公司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其父母作为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原告也无法提供其他有效证据,案件陷入僵局。因原告自身家庭较为困难,事故的治疗花费已令其负债累累,所以急需早日拿到赔偿款。为尽早查明真相,立案庭申会英审判团队在审理过程中,多次与原告户籍地派出所联系,调取户籍信息,并顺着原始户籍信息,与原告及其他兄弟姐妹的户籍迁入地派出所取得联系,核实了原告兄弟姐妹们的真实情况。因还涉及原告大哥是否死亡的问题,原告无法提供死亡证明,审判团队又再次向原告大哥所在派出所调取证据。最终,将原告兄弟姐妹人员情况核实清楚,在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判定了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原告为法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表示从未想到法院会做这么多工作保障其合法权益,不仅如此,被告代理人也打来电话,为审判团队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点赞。司法破局: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2023年11月的一天,某公司职工高某某在外地某建工项目宿舍内去世。当行政部门两次否认工伤后,该公司向东城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和复议决定的同时,责令行政部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案件中,高某某常年驻守工地。其妻子表示,高某某六年多的时间里每年仅回家三次,即使回家也在看工作图纸。然而,行政部门以“非工作场所突发疾病”为由拒绝认定工伤。“我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人在项目工地上就这样没了……”死亡职工高某某的妻子泣不成声。“宿舍能否视为‘工作岗位’?”收案后,承办法官张丽颖认真分析案卷材料,发现本案工伤保险资格认定结论与以往最高法生效裁判及指导案例审查思路存在不一致后,她又主动联系行政机关试图协调化解。协调无果,张丽颖担任审判长与合议庭成员一起开庭审理了本案。为查明案件事实,张丽颖多次与有关当事人询问沟通、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对高某某生前使用的办公电脑进行勘验检查,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勘验结果中仔细挖掘细节、抽丝剥茧,努力还原事发经过,并进行大量案例检索形成审理报告,提交行政庭专业法官会讨论。经过三次专业法官会讨论,合议庭不断完善审理思路、夯实了裁判结论。最后,合议庭一致认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作出责令行政部门对高某某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的行政判决。判决作出后,高某某家属也在第一时间获得工伤保险待遇。锦旗背后的司法温度民二庭康婷婷法官审判团队曾收到一面绣着“怀爱民之心,办利民之事”的锦旗。从“投诉”变“感谢”,原告也为法官送来了写着“怀爱民之心,办利民之事”的锦旗。受访者供图这是一起因当事人不解而“火药味”十足的继承纠纷。该案原告三人与被告系同胞兄妹,父母离世后,三原告主张老人遗留的百万元存款存单由被告保管,要求依法分割。被告坚决否认持有存单,双方矛盾激烈。面对关键证据缺失,康婷婷决定从银行流水“破局”——尽管存款时间横跨十余年、涉及多家金融机构,康婷婷仍带领助理先后9次奔赴不同银行,调取老人账户交易明细及存单底单。因历史数据查询耗时较长,原告认为法官拖延,反复打电话催促并表达不满。面对压力,康婷婷一面耐心向当事人解释查询进展,一面加速推进证据梳理。当法庭上摞起半米高的银行流水时,一条关键线索浮现:被告在老人去世后分多次秘密取走全部存款。面对铁证,被告当庭沉默,原告则羞愧致歉,“没想到法官为我们跑了这么多趟”。合议庭最终认定,被告隐匿、转移遗产的行为属实,依法判决其少分遗产。办案不是“结案了事”,而是“解开心结”。康婷婷法官表示,家事案件往往“法理交织情理”,需在细节中彰显司法匠心。从“不解”变“感谢”,原告也为法官送来了锦旗。“感谢法官热情帮助残疾人,关心。”当事人王先生专程来到东城法院,为立案窗口干警张晶晶送来锦旗。2023年9月,王先生来到东城法院立案大厅现场提交行政案件的立案材料。张晶晶在和王先生沟通中,发现王先生比较容易激动。经了解,原来王先生确诊为偏执型人格,家里人都不愿帮助他完善立案材料,陪同来法院立案。尽管当时已过下班时间,张晶晶仍然努力安抚当事人焦急的情绪,耐心指导其书写诉状,复印证据材料,其后更多次电话指导王先生补充修改,最终帮助他成功立案。王先生表示,立案法官非常耐心地教其写诉状、准备材料,帮助他成功立上了案,“虽然案子最终败诉了,但我能感受到法官真是全心全意服务,真心实意帮助残疾人。”新京报记者 吴梦真 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当地时间3月11日,黎锦设计元素亮相巴黎时装周。知名时装设计师维罗妮克·勒鲁瓦以黎锦的传统图案为灵感,创造出兼具东方韵味与法式优雅的时装。图为维罗妮克·勒鲁瓦与来自海南的黎锦织娘合影。

  1963月12日0时38分,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发射工位点火起飞,将18颗“千帆星座”互联网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发射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发射工位的“首秀”,也是长征八号运载火箭首次依托专属工位执行任务。一号发射工位首发成功,意味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形成双工位发射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再添助力。图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

  所谓“妈妈岗”,主要是指能够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

  比如,某网络直播类“妈妈岗”HR就向记者表示,居家直播的主播属于自由从业者,和公司不是劳动劳务关系,不需要签合同,也不会缴纳保险,属于日结收益。河南一设立“妈妈岗”的公司HR说,如果员工选择兼职,公司只缴纳人身意外险,只有通过考核的全职员工,公司才会为其缴纳社保。

  “‘妈妈岗’的设立是为了缓解女性因为生育、养育子女面临的职业和家庭的冲突,是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所采取的措施。”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看来,此类岗位的设立意义重大。一是对于部分女性而言,实现了工作职责与家庭照料职责的平衡,有助于提升女性的就业率;二是对于企业而言,不仅履行了社会责任,而且有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缓解供不应求带来的用工及成本压力;三是对于社会而言,有助于促进人口生育。

  “目前‘妈妈岗’主要是非全日制用工方式。在我国现行法中,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律保障相对较弱,所以,‘妈妈岗’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也不够理想。”沈建峰说,在社会保险权益方面,非全日制劳动者可以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按照人社部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其缴纳工伤保险。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呼吁为全职妈妈设立“妈妈岗”话题登上热搜榜。大量网友支持的同时,也有网友担忧推行这一岗位可能增加企业对女性的用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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